一、战国至秦汉间的《墨子》取舍
春秋以降,大道废弛,诸侯以百姓为刍狗。王室衰微,大国争霸,士民阶层形成。剧烈的社会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,加上统治者的提倡,各种学派纷纷出现。各派各家都著书书立说,广授弟子,参与政治,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,学术思想极为繁荣。儒、道、墨、法、阴阳、名、兵、农、杂、纵横各家在战国可谓争奇斗艳,百家争鸣。
墨家致力于民之倒悬,安顿惶惶人心,弘其道而忘其身。由于年代久远,战国时期,研究《墨子》的著作除了仅有的鲁胜《墨辩注》已亡佚外,专门著作鲜见纸端,只是散见于诸子散文(包括序跋)中。这一时期,赞墨者少,且浅尝则止,多为零碎的议论,《墨子》研究处于沉寂之中。熊铁基指出,汉初道家由批判儒墨变成了“兼儒墨,合名法”[3]。可见,诸子之间虽然各取所需、各施其长,但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密不可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“其言虽殊,辟犹水火”,但相灭亦相生,相反而皆相成也。“摩顶放踵,利天下为之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,孟子虽对墨子的做人立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但却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墨家的主张嗤之以鼻,认为墨家所谓主张“兼爱”即为“无父”,为“禽兽也”。荀子更是对《墨子》不屑一顾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中认为“不知壹天下,建国家之权称,上功用、大简约而慢差等,曾不足以容辨异、县君臣;然而其持之有故,其言之成理,足以欺惑愚众。是墨翟、宋铏也。”反对墨子“僈等差”(《王霸》),“为之者,役夫之道也,墨子之说也。”
反对墨家“自为之然后可”,《天论》攻击墨家“有见于齐,无见于畸”,《解蔽》反对墨家“蔽于用而不知文”,《富国》篇则批判“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”,认为“我以墨子之‘非乐'也,则使天下乱;墨子之’节用‘也,则使天下贫”。对墨家非乐的主张进行专门批驳;又如《韩非子·显学》评说儒墨术等流派及儒墨丧葬之说优劣等;解释建立在对墨家相关学说进行研究的基础上。因这些观点都出于援墨注儒的立场,故这些学说往往从儒家角度评述墨子及墨家,或只为一定目的“执其一端”,这种立场和方法客观上更加深了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,也从侧面显示了诸子百家对墨家思想及其社会作用研究不足,说明墨家当时已开始游离于正统思想之外。《史记》言墨家为“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”[4]。《墨子》尚武任侠,讲信重义。秦汉社会,此风尤盛。有学者认为,无论是靠武力征服六国的秦国,还是高祖以武力定天下的汉初,朝中重臣亦皆是行伍出身,全社会弥漫着尚武习气。即便是文人,也是“读书击剑,业成而武节立”,“秦虽钳语,烧诗书,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,皆抵禁无所惧。”[4]秦的高压文化政策并未阻止墨家的发展及传播。
秦短祚而亡,诸子俱损,援墨注儒虽无从谈起,但《墨子》却在各种学说中变相传播。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尸骨未寒,儒术即被汉儒推为至尊,汉初“除挟书令”(《汉书·惠帝纪》),又“大收篇籍,广开献书之路。”“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,讲义集论,著书数十篇。”(《盐铁论·晃错篇》)从汉初景象即可看出,《墨子》在民间仍薪火相传,不仅没中断,且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时指出“墨者俭而难遵,是以其事不可遍循,然其强本节用,不可废也。”足以证明《墨子》及墨家作为汉代六大学术之一的重要性。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言“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”,秦后首次将孔墨并称,可知,《墨子》在汉初学术流变中实际上是在其他学派体系中实行了思想流传,与其他学说共同构造了汉初的主流思想,其实是《墨子》的变相发展。正如蒙文通所指出的那样:“凡儒家之平等思想,皆出于墨……儒家之义,莫重于明堂。班固言’墨家者流,盖出于清庙之守‘,清庙者即明堂也。知明堂之说,创于墨家而儒者因之。凡儒者言禅让,言议政,言选举学校,莫不归本于明堂,其为本墨家以为说,不可诬也。墨家非乐,而六艺佚《乐经》墨以孝视天下,而儒者于汉独尊《孝经》,是皆秦汉之儒,取于墨家之迹,斯今文说者实兼墨家之义。”[5]此种诸学皆出于墨的论点,使得《墨子》在儒家经义的背景下受到了重视。
二、唐宋辞章之儒看《墨子》
隋唐是大统一的格局。到唐朝,战国时期那种国分裂、大动乱、人辩论的政治环境没有了,对于《墨子》的研究就更显得客观与中庸。虽然很多士人研究《墨子》,但亦为援墨注儒的变例。从赵蕤对《墨子》在内的诸子各家学说的普遍认同,即可看出,唐初社会的开放和思想的解放给文人士子提供了很大的空间。赵蕤引墨子“节用”论以批评当政者奢糜不恤民情,与魏徵编辑《群书治要》主旨相同,即为统治者施政提供理论借鉴,客观上巩固了儒家的文化统治。他在《长短经》记有“神农形悴,唐尧瘦臞,舜黎黑,禹胼胝,伊尹负鼎而干汤,吕望鼓刀而入周,墨翟无黔突,孔子无暖席,非以贪禄位,将欲起天下之利,除万人之害。”[6]对墨家的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,赵蕤这种把墨儒等同对待的态度,使得儒家与墨家皆为其所用。
唐儒韩退之开启“儒墨为用”的千年论争,不仅是墨家思想虽绝犹存的证明,也把援墨注儒推向了高潮。援墨注儒不仅抬高了墨家的主张,也把儒学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它表面上试图调和儒墨,实际上使儒学的内容更为广泛,使得《墨子》成为阐释儒学的工具。韩愈承汉代“儒墨并举”、“孔墨同称”的传统,一篇《读墨子》①让其备受批评与争议。儒讥墨以上同、兼爱、上贤、明鬼,而孔子畏大人,居是邦不非其大夫,《春秋》讥专臣,不上同哉?孔子泛爱亲仁,以博施济众为圣,不兼爱哉?孔子贤贤,以四科进褒弟子,疾没世而名不称,不上贤哉?孔子祭如在,讥祭如不祭者,曰“我祭则受福”,不明鬼哉?儒、墨同是尧、舜,同非桀、纣,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,奚不相悦如是哉?余以为辩生于末学,各务售其师之说,非二师之道本然也。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,不相用不足为孔、墨。
仅就《读墨子》一篇或许还难以了解韩愈对《墨子》的全面态度。《与孟尚书书》中道:“呜呼,其亦不仁甚矣!释老之害过于杨、墨,韩愈之贤不及孟子,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,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,呜呼,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,莫之救以死也!虽然,使其道由愈而粗传,虽灭死万万无恨!”由此可以断定,韩愈在《读墨子》一文中所主张的“孔墨相用”实意在说明:儒墨之辨,实“生于末学,各务售其师所说,非二师之道本然也”,韩愈的这种崇儒排墨的思想其实在其他文章中也有表述。如《上宰相书》有曰:“仅有人生二十八年矣,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,其业则读书著文,歌颂尧舜之道,鸡鸣而起,孜孜焉亦不为利。其所读皆圣人之书,杨墨释老之学,无所入于其心。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,抑邪与正,辨时俗之所惑,居穷守约,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,以求之于天下,亦不悖于教化,妖淫谀佞诪张之说,无所出于其中。”“杨墨释老之学,无所入于其心”亦表明其对儒墨家的立场。而且在《问进士策》里,韩愈亦以“夫子既没,圣人之道不明,盖有杨墨者,始侵而乱之,其时天下咸化而从焉。孟子辞而辟之”表明了儒家立场。此外在《送王秀才序》中亦谓:“夫沿河而下,苟不止,虽有迟疾,必至于海;如不得其道也,虽疾不止,终莫幸而至焉。故学者必慎其所道,道于杨、墨、老、庄、佛之学,而欲之圣人之道,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。故求观圣人之道,必字孟子始。”《送浮屠文畅师序》曰:“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,问其名则是,校其行则非,可以与之游乎。如有墨名而儒行者,问之名则非,校其行而是,可以与之游乎。”如果之前儒墨同用乃明智,“在门墙则挥之,在夷狄则进之。”韩愈把它“取以为法焉”,这就有点不正常了。更何况浮屠师文畅喜文章,其周游天下,目的也只是“咏歌其所志”,与儒家读书报国的心理如出一辙。[论文格式]
然而后人对韩愈的评述更让人无可奈何、甚至啼笑皆非。程颐写道:“退之乐取人善之心,可谓忠恕,然持论不知谨严,故失之。”[7]欧阳修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言道:“然其强本节用之说,亦有足取者”[8],算是客观之说,然后世之评说就有失公允。首先黄震否定了韩愈之说,“墨子之尚同,谓天子所是皆是之,天子所非皆非之。与孟门所谓如其不善而莫违之违正相反。”“墨子之言兼爱,谓法其父母与法其君皆为法不仁,当法天。与孔门所谓孝弟为仁之本者正相反。”“愚曰:孔子不必用墨子,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。”[9]马端临亦在《墨家考》中说:“杨朱墨翟之言,未尝不本仁祖义,尚贤尊德,而择之不精,语之不详,其流弊遂至无父无君。正孔子所谓似是而非,明道先生所谓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,不容不之。”认为墨翟之言华而不实,“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”,并建议“深锄而力辩之”[10],他对墨家的学说持一种怀疑的态度,表现出一种儒家卫道士的立场。朱熹更甚,在《墨子》中斥道:“杨墨皆是邪说,但墨子之说尤出矫伪,不尽人情而难行。孔墨并用乃是退之之谬。”[11]对墨子惟恐避之不及。高似孙《子略》言:“墨之为书,一切如庄周如申商如韩非、惠施之徒,虽不辟可也。惟其言近乎伪,型近乎诬,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,其害有不可胜言者,是以不可以不加辟也”[12]。王令亦言:“墨翟固有罪”,“天下之大害者”[13],在援墨注儒的基础上,甚至压墨扬儒。栾调甫说:“《墨子》书自汉以来,已不甚显闻于世。宋元而后,益弗见称于学人之口”[14]总之,宋儒虽然不避谈《墨子》书,但其“辟墨”思想却是显而易见的,虽然他们评墨已趋于平心静气的学术分析(如朱熹、欧阳修等人),对于《墨子》中的思想和杨朱已区别对待,但援墨注儒贯穿于宋儒研究《墨子》的始终,阐释《墨子》即为援墨注儒的目的始终未变。